将聚众扰乱医疗秩序行为，即“医闹”上升到立法层面进行刑法规制，凸显了立法对于社会问题的回应，其直接目的在于保障医疗机构的公共秩序，为医生执业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，同时也为患者就医提供安全的秩序环境。
首先，在中国的社会治理中，刑法具有相当大的威力，“医闹”入刑能形成很强的震慑效应，避免更多的医患冲突走向非理性、有组织的暴力形态。
其次，在控制和稳定医疗秩序的基础上，能够促进医患之间展开理性对话，过激的行为可能受到不同程度的压制，从而将矛盾与纠纷更多引向法律途径，以更为理性平和的方式化解。
再次，刑法不能将打击范围延及正常的医疗维权行为，刑法在介入医患冲突时，也必须恪守法治原则，不宜扩大规制范围。
我国医患双方的不信任由来已久，成因复杂，不能简单依靠下游——“入刑”这一方式来解决医患之间的根本性矛盾，从而忽略其背后种种社会性问题，如医生过于逐利、药价虚高、医疗过度、医疗资源分配不合理、医疗体制市场化造成医院经营的逐利性等等问题，单纯寻求刑法的“末端”治理，也只是重在治标、无法治本。而良好的医患关系构建则需要标本兼治，全面推进医疗改革，彻底改变现行医疗体制不合理的问题。
